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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语年度最佳剧,成为爆款毫不意外

Mtime时光网 2019-05-06 22:46:34 阅 读 : 12542 点 赞 : 350



大陆剧集才刚刚诞生审视原生家庭的《都挺好》,一部被誉为“华语年度最佳”的台剧已经在审视“人与恶的距离”。



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


围绕电影院一桩9死21伤的随机杀人案,人权律师、新闻记者、精神科医师、精神病患家属等站立在不同立场,勾勒出彼此命运的连结——


与丈夫刘昭国共同承受作为罹难家属的伤痛,贾静雯所饰的电视台高管宋乔安用工作、酒精麻痹自己,同时面对失败的婚姻关系与行为失序的女儿;


贾静雯饰演宋乔安


作为凶手李晓明的辩护律师,吴慷仁饰演的王赦,在死刑定案之后仍想要了解凶手的犯罪动机,追根究底的行为带动人权律法的挣扎、精神病识的探究以及新闻媒体的反思;


吴慷仁饰演王赦


李晓明一家不被社会接纳,父母“神隐”,妹妹改名,但最后还是被“社会”齐心合力揪出来,下跪也难以抵消民众无边的愤怒;


陈妤饰演凶手的妹妹李大芝


李晓明妹妹的房东应思悦有个弟弟,患有精神分裂症,在治疗过程中,家庭陷入挣扎。尽管医生明确表示杀人犯中,只有5%患有精神疾病,且大多攻击家人而非陌生人,人们仍然难以消除恐惧:“精神病满街跑,我的日子还怎么过?”


曾沛慈饰演应思悦(图左)


凶犯的枪声响起之后,所有关系人的生命彼此纠缠。你是加害者、被害者、审判者,还是旁观者?


在一场人性大逃杀之中,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。


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提出华语剧集前所未有的反思——血是如何冷却的?你的恶,与我有关。




如果说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有一个灵魂人物,那就是编剧吕莳媛。这部剧集是台湾地区少数由编剧先行,完成剧本之后,才对外招标制作团队的案例。


吕莳媛曾凭借电视剧《牵纸鹤的手》(2010年)与《出境事务所》(2015年)两夺金钟奖最佳编剧,去年的金马热片《谁先爱上他的》也是她的作品。


《谁先爱上他的》获得金马奖最佳影片提名


她的剧本注重社会写实,她把自己归类为“社教派编剧”,专门写题材不商业、吃力不讨好的故事。


原本2016年台湾公视(PTS)邀请吕莳媛开发剧本时,她打算以“八仙尘爆”为题。2015年台湾新北市八里的八仙水上乐园发生粉尘爆炸,造成500人受伤、12人死亡。


但后来项目与资策会的“创新应用服务研究所”合作,新闻事件与网络留言的大数据分析成为编剧的重要参考,考虑到戏剧冲击等因素,吕莳媛将主题转向“无差别杀人事件”,即“随机杀人”。这类案件在近年频出。


编剧吕莳媛


在剧集还未推出之前,曾有人质疑:“台湾人看得了这么硬的东西吗?”吕莳媛也没有把握。但职业敏感告诉她,就观众的立场来说,大家一定会关心在这些社会事件背后,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
吕莳媛认为,台湾地区缺乏社会写实剧的关键,在于平台:并非没有导演、编剧不愿触碰,但要真正让社会写实剧进入产业、被拍出来,关键看平台有没有勇气承担。(此处要有掌声)而这次很简单,“就是公视站出来,愿意做这个故事”。


台湾公视为台湾七家无线电视台之一,多数节目带有社会教育性质,不能播放商业广告,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、企业赞助、个人捐赠等。实际上,网络上不少媒介把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归功于剧集合作方之一的HBO Asia难免片面。



之后金牌制作人林昱伶所在的大慕影艺担纲起拍摄重任,她曾投拍《红衣小女孩》系列、《麻醉风暴2》以及金马奖剧情短片《爱在世界末日》等。


值得一提的是,10集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耗资4300万新台币,折合成人民币约为936万元,一集93万,可以说性价比相当高了。


事实上,台湾公视近年来推出的剧集叫好又叫座,从2015年的历史剧《一把青》以及《麻醉风暴》、2016 年植剧场系列、2017年的《通灵少女》、2018年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,一直到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,都让许久不关注台剧的观众另眼相看——原来人家早就脱离了爱情偶像剧的窠臼。


公视和Netflix合作的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》,被称为中文版《黑镜》


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的故事由一则“杀人犯李晓明被判死刑”的新闻开启,两年前,他闯入一家电影院开枪扫射,造成9死21伤。


虽然主创没有确认过所谓的“人物原型”,但不少人联想到两大真实案例——2014年5月21日的台北捷运杀人案和2016年3月28日发生的“小灯泡事件”。



在台北捷运杀人案中,21岁的大学生郑捷持刀随机砍人,平均6.8秒砍一人,共造成4死21伤。


“小灯泡事件”中,小名为“小灯泡”的女童与母亲在台北内湖区被案犯王景玉尾随,王景玉当着这位母亲的面,持菜刀对女童颈部猛砍,致其当场头身分离死亡,警方后来定调此案是精神病患杀人事件。


陈昌



精神分裂症患者应思聪和姐姐


对于剧集主线,吕莳媛谈到两个切入点:一类是人们无法确知原因的杀人案,如剧中的李晓明射杀影院观众;另一种是精神疾病所致,如剧中的陈昌。


“我从这两个方向去构思,也是想知道这个社会能否了解他们。比如我们能不能理解一个潜在的精神疾病患者杀人,会想要救他吗?”她说。


通常,舆论对随机杀人案的讨论大都聚焦于两方面——谴责凶手和同情遇害者,但在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中,主创却提供给观众一个“上帝视角”。


李晓明父母下跪道歉


案件发生后,加害人、受害者、辩护律师、家属、媒体、普通民众一一登场,编剧为这些角色安排不同的意识形态,让观众在不同人物视角之间穿梭,进行思考的“拔河”。


比如李晓明案件导致其父母和妹妹只能隐居度日,一家人被曝光后,他的妹妹李大芝喊道:“我哥是杀了很多人,但我和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?”




贾静雯饰演的受害者天彦的母亲也声泪俱下:“那我儿子呢?我儿子有活下去的权利吗?!”



一直为杀人犯辩护的律师王赦即使被民众泼粪,也想知道这些凶手作案的动机,他的理由是:“你找到真相,找到动机,就不会有下一个受害者?!?/strong>


身为普通人的王赦妻子却不解:你为什么要去帮这些“精神病”,他们早就该死。


受害者控诉:“真相永远只会怪我们的社会体制出了问题,如果杀人犯和他们的家人都不用负任何责任,那我们家天彦算什么?”




凶犯李晓明的母亲也陷入崩溃,因为“全天下没有一个爸爸妈妈,要花个二十年去养一个杀人犯”……


惨案发生后,受害者当然值得同情,但在另一些关系里,他们却可能成为加害人,而批判者又变成新的施暴者。


导演林君阳和演员贾静雯、陈妤在片场


一部戏最难的是观点的处理,甚至摄影机的位置和演员的演法都会影响观众的判断。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导演林君阳的创作理念是:“社会发生那么大的事情的时候,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参与其中的一个角色?!?/span>


他说:“我或许可以把戏弄得更正义或更批判,但我选择了一个旁观的视角,让摄影机公平地推近每一个角色,尽力做到中立?!?/span>



为了剧中这些角色,吕莳媛做了一年多的田野调查,共访问包括法官、律师、媒体从业人员、社工、精神科医师等40多位相关人士。有些角色无法靠采访获得更深入理解,她便翻阅大量书籍。


像“神户少年杀人事件”被害者家属撰写的《最后的生命力量》,或台湾地区废死联盟出版的《隐形的吶喊:犯罪被害人心内话》,以及《反社会人格者的告白》、《熔炉》、《把他们关起来,然后呢?》,她想让每一句台词都有??裳?/strong>。



剧中最具争议性的人物当属吴慷仁扮演的人权律师王赦。他为随机杀人犯辩护,直接挑战着主流大众二元的善恶价值观。在大多数人眼里,他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坏律师。


但王赦“一意孤行”的原因是:他的出身背景,与那些杀人犯系出同源。


他3岁时就被母亲丢到孤儿院,读中学时,阴差阳错没能参加一次帮派火拼,人生轨迹发生改变??赡谴问录?,他的朋友有的死了,有的进了监狱。曾经的他,距离一个杀人犯,只有一步之遥。


《达伦·布朗:就范》


事实上,一个人与恶的距离,比想象中要近得多。有一部真人秀《达伦·布朗:就范》让人细思极恐,通过心理魔术师的布局和引诱,你万万想不到,一个普通人离杀人只有72分钟。


通常人们会把一个人的恶归结于家庭环境、童年阴影或是父母虐待,但王赦从一开始就推翻这个惯性思维,他说:“你该不会真的认为杀戮游戏或者家庭教育就是他犯案的原因吧?”


王赦相信,没有人生来就是凶犯,每个人都有成为暴徒的可能。这让他坚持想去探究凶手背后的心理动因。


他的理论是:“难道把这些人都抓起来,关起来,把他们都杀了,让他们都消失在这个世界,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好吗?”不去了解凶犯的成因,下一个李晓明还会出现。



有人认为王赦是一个太过理想主义的“圣母”,看似是理解人性的复杂,实际上是一种伪善,是对极端恶的纵容。而金钟视帝吴慷仁在扮演这个不被认同的律师时也承认:“其实我本来是赞成死刑的一般人,我觉得犯罪就是犯罪,付出代价是理所当然的?!?/span>


在准备功课及与人权律师的对话中,他提及最难忘的事:“我们常听到有人说‘他心里有个洞’,但律师心里那个洞是锥形的,开口的地方只有一点点,下面不断往外延伸、盘根错节。他必须要不断回过头反思自己信仰的正义、帮助人的理念,才能让阳光洒进深不见底的地方?!?/span>


吴慷仁


吴慷仁还记得一些律师告诉他,当他们去看犯罪证据、被害者照片时,第一反应都是“颤抖”,但仍然需要去为犯人辩护,“那个心境该有多复杂”?


“大众毕竟不会去看背后的问题。犯人哪里生了???他生什么???又不是身体上长瘤能被肉眼看到,‘脑’里的问题要怎么被认同?太难了?!?/span>


在饰演王赦的过程中,有许多让吴慷仁十分迷惘的时刻,甚至在演完之后,还是找不到所谓的“正确答案”。


贾静雯和温升豪吊唁剧中去世的儿子


实际上,王赦这个角色的设定难免让人想到“小灯泡事件”中的母亲,她的言论曾引发争议。


在小灯泡惨剧案发的一个多月后,2016年5月11日,台北捷运杀人案的凶手郑捷被押赴刑场,执行死刑。小灯泡的妈妈得知消息后,称心情非常糟糕,她认为相关部门并未认真剖析犯罪原因,给社会民众一个“理解”的机会。


作为随机杀人案中年龄最小的受害者(3岁)的母亲,小灯泡的妈妈说:“我不是反对死刑,而是反对大众除之而后快的心态?!?/span>用心中的恨意、舆论公审或者政治手段结束一个人的生命并不能解决问题,而从根本上来讲,也不能消除所谓的民怨。


小灯泡的妈妈表示,从过往的讯息看,郑捷是想死的人,所以藉由杀人来让自己死,这样的结束如他所求。郑捷无精神异常,能清楚表达,也是相对比较不被社会边缘化的人,所以更应该要好好了解,到底是为什么?哪个环节出了问题?他从小学就想杀人,为什么家庭、学校、亲人、朋友、社会,没能接住他?


唯有当民众了解一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,才有可能谈改善、谈预防。否则,只是活在未知的恐惧之中。




是怎样的理性让这位尚未走出悲痛的母亲说出了这样一番话?


而现实中,杀害小灯泡的案犯王景玉二审“再度逃死”,仍判无期徒刑。法院认为其“行凶时已经是思觉失调症(俗称精神分裂)的半个俘虏”,辨识能力明显降低。


当时,除了普通民众抗议:“说的都是废话,正常人会乱杀人吗?所有杀人犯都无罪好了,反正他们精神有问题。什么鬼逻辑!罪犯本来就不正常了,难道可以通通无罪?”



正怀二胎的女星大S也痛批“这种人犯下天理不容的事,必须死刑”;吴宗宪则呼吁立法,歹徒家属要连坐,他认为:“这种事情一再发生,原因无他,就是因为:家庭的因素!”


小灯泡的父母声明表示,不论审判结果为何都无法减轻一丝一毫的悲痛。在小灯泡事件发生800 多天的日子里,他们在意被告行凶动机、透过案件审理程序知道悲剧发生的原因,因为企盼小灯泡案是这块土地上最后一个悲剧。


吴慷仁谈到,台湾社会有一个氛围,会群起挞伐共同目标。“而结论就是,所有人都在代替月亮惩罚犯人”。但法治社会,激情过后,事情怎么解决,才是真正的难题,而这也是吕莳媛剧本的起点。




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还有另一条重要的故事线,那就是贾静雯所在的媒体产业。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犯罪事件,与社会的对话都是通过媒体开始的。


吕莳媛坦言:“我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,发现每个受访对象都对媒体有很深的抱怨,所以我决定让媒体站在一个重要的位置?!?/span>


为了要找到“谈媒体”时的着力点,吕莳媛在田调过程中接触几位编辑、记者之后,才最终把焦点放在追逐新闻的第一线:新闻台编辑。通过写实的现场细节,让外界理解新闻制作的过程以及各方角力。


剧中被媒体“害死”的一位母亲


而对于所谓的“媒体嗜血”,她直言:“我绝对不相信所有记者都是笨蛋。媒体嗜血跟观众的反应是分不开的,我们仍有许多媒体工作者在从事深度报道、专题新闻,但这些认真的好报道却常常乏人问津。社会不能只检讨媒体,这不公平?!?


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里说:“释放无限光明的是人心,制造无边黑暗的也是人心,光明和黑暗交织着,厮杀着,这就是我们为之眷恋而又万般无奈的人世间?!?




剧中,未能说出杀人原因,凶犯李晓明就被迅速行刑了。


他的扮演者王可元在人物小传中为观众揭开谜底:李晓明是一个从小到大都很完美的人,成绩很好、很聪明,但也因为他太聪明、跟别人太不一样,所以求学过程中常常被霸凌,只是他不太在意,也不想跟别人交流,因为他不活在主流价值观底下。


高三那年李晓明遇到一个实习老师,对老师既崇拜又依赖,这是他第一次如此向往跟别人有连结。但实习老师只待了几个学期就无预警离开了,他不知道要怎么处理“被抛弃”的情绪。


就在那一年李晓明突然发现,即使努力抓到一根浮木,浮木还是会漂走,到头来,自己仍是一个人。而当这个念头在心中萌芽后,渐渐就形成一个激烈的转变。


王可元饰演的李晓明


王可元说:“这个社会上,人们喜欢欺负跟自己不一样的人,我们很习惯活在主流价值的伞里面,而站在伞外面的人,好像就活该被太阳晒死。


但如果我们试着把伞撑开,让他们走进来呢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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